节录自：科注学习班（02-042-0133） 编号：02-042-0318
学生：尊敬的师父上人、诸位法师大德，大家好！不肖学生分享的心得报告题目为：「从《群书治要》浅谈依法治国」。
依法治国是现代社会备受推崇的治国之道，但是如何全面的理解依法治国，正确认识和处理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之间的关系，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。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全面认识依法治国的理念，不仅能使我们有选择的借鉴西方治国理政的经验，更能帮助我们规避西方国家政治生活领域出现的问题。下面，我们就通过学习《群书治要》中的一句箴言，浅谈一下全面理解依法治国的问题。
「禁令不明。而严刑以静乱。庙筭不精。而穷兵以侵邻。犹钐禾以计蝗虫。伐木以杀蛣蝎。减食以中蚤虱。撤舍以逐雀鼠也。」这句话出自《群书治要》卷五十《抱朴子》。意思是：禁令不明确，却用严刑来平定乱象；朝廷对国家大事的谋划不当，却竭尽兵力去侵犯邻国。这就好像割掉禾苗以消灭蝗虫，砍掉树木以消灭蛀虫，吞下毒药以杀死跳蚤、虱子，拆除房舍以驱逐麻雀和老鼠一样。这句话是指，如果遇到问题不能向内求解，而是意气用事向外驰求，就会使问题愈演愈烈，最终自取灭亡。
「禁令不明，而严刑以静乱」。社会为什么会出现乱象？国家为什么得不到治理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禁令不明确，也就是礼法制度不健全。人们不知道应当提倡什么、禁止什么，就会肆意妄为；做人没有伦理道德，就会出现人际关系的混乱；国家没有礼法制度，就会出现社会秩序的混乱。可见明确的礼法制度，对于治国安邦是至关重要的。
为什么会出现礼法制度不明的情况呢？第一，无法可依。导致禁令不明的首要原因，就是没有礼法可依。人们是非、善恶、美丑的标准混乱，没有行为准则，就会出现「一人则一义，二人则二义，十人则十义」（《墨子》）的状况。也就是说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是非、善恶、美丑的标准，却没有统一的道德观念。就像现代社会，「我高兴、我愿意」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。人们为所欲为，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」，社会怎么能不混乱呢？
对比之下，我们就能发现古人治国理政的智慧。在古代中国，任何一个朝代政权取得之后，一般不超过五年就要制礼作乐，使整个国家都有礼法制度可循。一切都有了标准，这样社会才得以安定。譬如，我们经常讲做人要遵循五伦、八德。在我们没有学习五伦八德之前，很多人说我自己很孝敬。曾有一个小偷被抓进了派出所，警员对他说：「你违法乱纪，你很不孝。」结果他很不服气，说：「你怎么知道我不孝？我这个人很孝敬，我对父母很好。」不学《弟子规》不知道「德有伤，贻亲羞」，都被抓进派出所了，还认为自己很孝敬，这就是因为不懂得做人的标准所导致的。
第二，朝令夕改。政令常常变化，而且没有连贯性，也会导致禁令不明。而朝令夕改的现象之所以产生，就是因为没有抓住治国理政的根本，致使问题层出不穷，而不得不修改政令。今人不能体会古人制礼作乐是源于本性里的自然之德，反而嘲笑礼乐制度是专制帝王奴役人民的工具，而师心自用的结果必然是政策的频繁更改。中国古人讲的「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、仁爱和平」是性德，是自然之道，它不仅是个人修身的标准，也是治理国家的原则；不仅在古代适用，在今天也适用；不仅能解决中国出现的各种问题，也能根治世界范围内诸如恐怖主义、环境危机等等问题。因此仁义礼智信被称为「五常」。为什么称为常？就是因为它是常道，永恒不变。但是由于我们对传统文化丧失了信心，不懂得遵循自然之道，而用自己的智巧制定了很多法令规章，却无益问题的解决，行不通时就要不断更改，这样就很难使禁令明确。
第三，禁令繁多。「少则得，多则惑」（《道德经》）。禁令繁复则会导致百姓迷惑。在《群书治要．盐铁论》中讲：「道径众，民不知所由也；法令众，人不知所避也」。道路多了，人们不知道该走哪条路；法令过多，老百姓不知道应该怎样去避免触犯法禁。「故王者之制法也，昭乎如日月，故民不迷；旷乎若大路，故民不惑」。因此，圣明的君主制定法令，如日月一样昭明，所以民众不会迷惑；像大路一样清楚明白，所以民众不会困惑。「幽隐远方，折乎知之；愚妇童妇，咸知所避」。即使是偏僻幽隐的遥远之地，愚昧无知的人，乃至妇女儿童，都知道什么是不法的行为而不去触犯。「是故法令不犯，而狱犴不用也。」这样就没有人违犯法令，而监狱和刑具也都用不上了。
法令过多会使人民迷惑，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？就是因为人们误以为社会乱象丛生的原因是法律不够严密，监督机制不够健全，却没有意识到伦理道德教育的缺失才是社会问题的根本症结。因此施政者就把精力放在制定法律法规上，而忽视了道德教育。譬如现在腐败现象很多，一些人就认为，西方国家因为有民主法制，腐败现象就没有那么严重，所以我们只要把西方的民主制度搬过来，腐败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
其实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，仅仅看到了西方重视法制建设的一面，而忽视了西方的民主法制得以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。从西方历史上看，西方的文化传统是一种宗教文化。它的政治制度维护了公平正义，但是仁慈博爱、诚实守信的道德教育是由宗教完成的；也就是说，他们的社会治理也是靠两手抓，一手抓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，一手抓仁慈博爱的道德教育。但是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，仅仅看到了西方重视制度建设的一面，误以为把他们的制度照搬过来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，却没想到会出现「异体移植」的弊端，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。同样的制度在西方国家能用得很好，一搬到中国就行不通了。譬如说，我们借鉴西方的民主制度来选举基层的村干部，但是村民的道德素质和理性能力没有达到相应的水平，谁给他的钱多他就去选谁，谁能给他提供便利，他就去投谁的票，结果出现了大量的贿拉选票、营私舞弊的现象。
看了这些问题，就让我们想到了孔老夫子所说的一句话，「其人存，则其政举；其人亡，则其政息」。如果领导者有德行，无论是什么样的制度，他都不会做出危害国家的事；相反，如果领导者自私自利、以权谋私，再健全的制度，他都能想方设法的钻空子来谋取私利。
西方著名的美德伦理学家麦因泰尔写了两本书，一本书是《追寻美德》，另一本书是《谁之正义？何种合理性？》。在《追寻美德》这本书中他就讲到：「对于法律的应用而言，它仅仅对那些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才有可能发挥作用」。换句话说，法律和规则是由人来制定的，如果立法者没有正义的美德，他只想到小集团的利益，不可能制定出公平合理的制度。而即使正义的规则制度制定出来了，还是要由人来推行，如果执法者没有正义的美德，也不可能把合理的规则推行好。所以麦因泰尔提出，「伦理学的任务不是去设计正义的规则和制度，而是要回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，把培养美德做为伦理学的主要任务」。他的这个观点在西方学界引起了普遍关注，也得到了强烈反响。
这样的观点，其实在几千年前中国古人的著作中就有所表述。在《群书治要．孙卿子》（《荀子》）之中指出：「法不能独立，得其人则存，失其人则亡。法者，治之端也；君子者，法之源也」。荀子认为，法不能够独立存在，只有有了正人君子、圣贤人，它才能够发挥作用；如果没有圣贤君子，没有正义美德的人，它就不可能发挥作用。所以，法律和制度是治理的开端和凭依，而圣贤君子是制定法律和推行法律的人。
在反腐败的过程中，人们一直都在争论一个问题：到底是制度更重要，还是人更重要？在《群书治要．傅子》上，用一句话就讲清了制度与人之间的本末关系，「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」，明智的君主一定是顺着好的制度，才能够达到天下大治的效果。「非善制之能独治也，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」。但是，并不是说有了好的制度就一定能够实行，达到天下大治的结果，必须还要由贤良之士来推行好的制度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了，中国古人并没有否定制度的作用，但是也不认为只要有了好的制度、礼法规则，就能达到社会和谐。
从历史上看，在夏、商、周三代都曾经出现过天下大治的局面，特别是「成康盛世」，周成王和周康王统治的时期，监狱四十年没有犯人，治理得确实很好。但是虽然这些礼法都记载在典籍之中，他们的后代子孙却不能身体力行这些教诲，没有按照这些礼法去要求自身，治理天下，最后也导致了夏、商、周的败亡。
所以，我们要认清社会乱象的根源，究竟是无法可依、法规不健全，还是法律法规已经设置好，但是人们却明知故犯？如果认为社会乱象产生的原因是因为法律的不健全，只是在法制的层面解决问题，就会导致「法令滋彰，盗贼多有」的现象，这是因为忽视了人心的治理。「不能止民恶心，而欲以刀锯禁其外，虽日刑人于市，不能制也」（《群书治要．袁子正书》）。不能制止人们作奸犯科的心，人的良心都泯灭了，欲望高度膨胀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仅靠刑法止恶，即使每一天都在外面执行死刑，也不能制止作奸犯科的行为发生。
总之，如果重视法令的严苛，而不重视人心的治理，这个社会不仅治理不好，还会出现《汉书》上所描述的情形，就是「法出而奸生，令下而诈起。如以汤止沸、以薪救火，愈甚亡益也」。法律条文刚刚颁布，命令刚刚下达，欺骗、奸诈的行为就产生了。就是所谓的「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」，结果事态会愈来愈严重。
相反，如果重视道德教育，重视人心的治理，即使制度不是很完善，能不能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发生呢？在《史记》上记载，汉朝兴起之后，把秦朝的严刑峻法都废除了，力求宽宥；把过分文饰的东西也丢弃了，力求质朴。当时的法网宽疏得可以把吞舟之鱼漏掉，也就是说法律制定得不具体，用现在的标准看可能漏洞很多。但是就是因为重视了道德教育，结果「吏治烝烝，不至于奸」，官员的道德素质蒸蒸日上，没有人作奸犯科，黎民百姓被治理得很好，生活也非常的安定。
这些论述说明「人心正则国治，人心邪则国乱」。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腐败现象很严重，法律监督机制不健全确实是一方面的原因，但是人的贪欲膨胀、人心坏了，这才是更根本的原因。
《群书治要．盐铁论》上说，「古者周其礼而明其教，礼周教明，不从者，然后等之以刑，刑罚中，民不怨矣」。古代的君王，首先要完善其礼义，昭明其教化；礼义完备，教化昭明，还有不服从的人，再按照其违法犯罪的程度处以不同的刑罚，刑罚得当，老百姓就没有怨言了。「今废其德教，而责之礼义，是虐民也」，如果没有道德教化，人民因为无知而犯法，则是残害百姓，是「不教而杀谓之虐」（《论语》）。正如《汉书》中指出，「以礼义治之者，积礼义；以刑罚治之者，积刑罚。刑罚积而民怨背，礼义积而民和亲」。在治理国家中，多用刑罚，人民就会怨恨背叛；多用礼义教化，人们就会和睦亲爱。《盐铁论》中还对刑罚与道德教化的关系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，刑法对于治理国家就像马鞭对于驾车一样，好的御手不能没有马鞭就去赶车，而是拿着马鞭却不轻易使用。圣人藉助刑法来实现教化，教化成功了，刑罚便可以搁置不用，这就是《尚书》上所说的「刑期于无刑」。为什么要设立刑法？就是要起到警戒、威慑的作用，期望人们不要触犯法律。所以孔老夫子也说：「听讼，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」。孔老夫子也判案，但是他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是什么？「必也使无讼乎」，就是要让人们化解争讼、纠纷。为什么人们能不起争讼？就是因为兴起了道德教育。
古人把地方官称为父母官，所谓的「民之父母」，本应该是爱民如子。《盐铁论》中说：「故为民父母，似养疾子，长恩厚而已」。做为百姓的父母官，对待犯了罪的百姓，就应该像父母对待自己有病的孩子一样，不过是增施恩惠、宽厚罢了。爱民不仅要使人民丰衣足食，更重要是教化民众、更新民风，让每个人身心和谐、家庭和谐，拥有幸福美满的人生。所以治理国家必须秉持「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」的理念。而道德教化的关键，是「上所施，下所效」，国家领导人能够率先垂范，身体力行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，就会带动整个社会兴起良好的道德风气。因此国家领导人必须对教育有深刻的认知，知道「教」不仅仅是言教，更需要身教。
除了领导人做表率外，推行道德教化还必须重新树立起尊师重道的观念，也就是国家领导人能够把那些有德行、有智慧的贤德之士礼请出来，甚至推为一国之师。当最高领导人能够推举、礼敬这些真正有道德学问的人时，全国上下也就能生起恭敬之心，愿意听从他们的教诲，这样，崇尚道德的风气才能够在全国普遍兴起。广东省潮州市和博罗县通过光盘教学兴办道德讲堂弘扬传统文化，在短时间内就使得学员转恶为善、改邪归正，收效显著，使得我们深信，符合规律的道德教育是行之有效的。
《群书治要》是古人治国理政经验的精华，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性。如果领导干部都能够学习《群书治要》，思想观念高度统一，相信社会和谐并不遥远。
现在我们欣喜的看到，国家领导人在提倡依法治国的同时，特别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提倡中华传统美德教育。尤其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《决定》明确提出，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，并将其做为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。这些政策的制定，汲取了我国几千年的治国经验，足可见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国古代政治智慧的深刻把握。我们深信，正如尊敬的师父上人经常强调的：中国人只要重新回头找老祖宗，重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，以自己五千年的理政经验治国、平天下，定能尽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，并以她崇尚道德的文化为全人类带来希望与和平！
学生乃初学晚辈，障重凡夫，报告之中错谬之处在所难免，恳请尊敬的师父上人、诸位法师大德不吝赐教，不胜感恩！不肖学生刘余莉顶礼敬呈。
老法师：今天我们很欢喜，三篇报告都好，我想在这次清明祭祖给与会的大众来共同分享，我相信大家读了之后都会感谢，这是一堂非常好的功课。国家现在在提倡，但我相信大多数人还是半信半疑，我们以坚定的信心来拥护、来真干，带给大家真正的信心。尤其是她提到潮州这边的道德讲堂，做了三年，非常成功，证明人性本善，证明人是很好教的。真的，上行下效，地方官员如果都能落实、带头，人民哪有不爱戴的道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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